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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河州軍事防御及保障體系(下)

2019-12-06?來源:民族日報?中國臨夏網 ?記者:張有財 ?點擊數:

 二、河州防御體系的保障體系

    為確保河州安全,在建立完善河州軍事防御體系建設的同時,明朝也非常注重營建河州防御的保障體系,實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其主要內容有四項:一是實行“軍民屯田”,以提高河州軍民的供給能力;二是推行茶馬互市,以堵塞“戎狄私通之路”;三是實行土司制度,以流管土、以土司民,維護地區穩定;四是“因俗以治”,利用藏傳佛教為其統治服務。

(一)實行屯田,以保障軍需供給

    屯田是明代河州軍事防御保障體系中一項十分重要的軍事保障措施。明太祖朱元璋對邊疆屯田十分重視,他在江南起兵后不久,就已實行屯田制。《明史·田制》曰“太祖初,立民兵萬戶時,寓兵于民,其德最善。”當時不僅在邊疆實行軍事屯田,有時民戶亦被發往邊區屯田。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軍糧,保證戰爭的順利進行。朱元璋稱帝后,繼續利用軍隊實行衛所制屯田。但這時的屯田已不同于以前,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即下令,命陜西、臨洮、岷州、寧夏、洮州、西寧、甘州、莊浪、河州、甘肅、山丹、永昌、涼州等衛軍屯田,基本成為發展邊疆農業經濟,以軍養軍,減輕明財政負擔的一項重要措施。明政府規定,邊地軍隊“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軍隊“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河州屯田歷史悠久,早在漢代,就有趙充國在境內屯田的先例,洪武三年(1370年),韋正初入河州時,所見到的是“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土地不耕,以致“將士見之,咸欲棄之”。洪武四年(1371年),韋正被任命為河州衛首任指揮使后,以屯墾為要務,忠于職守,“勤于招徠”,以軍屯為主,河州衛下設左(鎖南壩寨、二郎塬、紅土坡、吹麻灘、馬蓮灘、郭兒、徐旗、紅崖子、十里屯、小寨)、中(王宣、杜百戶、賈百戶、劉譚、打柴溝、林擒子、圍場、張八里坪、甘草凹、廣坡)、右(馬廠、松樹、吉家、刁奇、漠泥溝、水泉坪、上五、中、下五、剌麻川)、前(七里屯、滴水崖、官草凹、玉倫溝、三條溝、剌麻川、江家、紅土坡、重臺塬、下川)、后(麻家、古城、陳西、尹家、火燒、潘家、藍達、蓮花、黃家、馮家堡、槐子樹、干溝、張百戶、大南岔、梨子山、萬戶溝、巴羊席百戶)、中前六個屯田所,每所建十個屯寨,再加上歸德千戶的中左屯田所,共七所七十個屯寨。 

    明初,河州衛有正軍員額9888名,分布在7個屯田千戶所之68個屯寨,按照朱元璋“陜西諸衛軍留三分之一御城池,余皆屯田給食”的詔令,河州衛參與屯田的軍人至少在7000人以上,若按每人50畝屯田計,可開墾屯田3500頃。據明嘉靖本《河州志》卷一《食貨志》記載,嘉靖時河州共有屯田3452余頃,而此時河州民戶的耕地也只有3559頃,有民戶5208戶,人口90845人,與民地三千五百五十八頃八十四畝相差無幾,可見,明初河州衛屯田在當地農業生產中所占的比重是相當大的。軍屯制度的實行,使城邑空虛的河州在幾年之間變為百姓向往的“樂土”,不僅有效解決了衛所軍人的供應問題,減輕了當地政府的負擔,而且開墾了不少閑荒地,增加了收入,同時也加強了各族人民的交流,對恢復和開發河州經濟有著積極的貢獻。屯田制度的大力推行,其農業生產當時是十分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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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行茶馬互市,以堵塞“戎狄私通之路”

    防止北元蒙古與河州地區的藏族和撒拉族聯合對明朝國防安全所造成的嚴重威脅是河州衛的主要職能之一,很明顯,單純地用武力來實現這一目的是很難持久有效,也是不現實的。為此,明王朝針對“番人吃肉,無茶則死”的特點,極力推行茶馬互市,從而使中國唐代以來的茶馬互市活動達到了鼎盛。正如《明史》所言:“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因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之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而藏區大量的馬匹則是歷代中原王朝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朱元璋正是通過對這種歷史背景和現實狀況的了解,而采取以茶易馬,穩定藏族,裝備自己的武裝力量,以藏族牽制北方蒙古的戰略方針。為實現這一政治目的,明王朝總結了宋代以來歷代王朝茶馬互市的經驗教訓,首先制定了茶法,在四川等產茶區設置課司,立倉收貯大量茶葉,專以市易。從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起,戶部開始籌劃陜西漢中府各縣茶園的茶葉收購,“諸處茶園共四十五頃七十二畝,茶八十六萬四千五十八株。”次年十二月,戶部又對“惟西番夷僚用之”的四川碉門、永寧、綺連等處的“巴茶”制定了收貯辦法,并設立了雅州、安州、綺連等五茶局,具體負責收茶征稅,每年純收茶百萬斤之多。明朝的這些制度措施,促進了種茶制茶業的長足發展,為茶馬互市的順利開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質基礎。于是明王朝就相繼在秦州、河州、洮州、永寧設立了著名的四大茶馬司,茶馬司初設司令、司丞。洪武五年(1372年)改設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管茶馬貿易,負責四川、漢中和湖南等地出產的茶,以交換西北各族游牧部落出產的馬,主要是與藏區的茶馬貿易。茶馬司設置以來,根據情況隨時不斷調整,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罷洮州茶馬司,以河州茶馬司兼領之。洪武三十年(1397年),因設在秦州(天水)的茶馬司距離藏區較遠,已無茶馬可以互市,便將茶馬司遷到了西寧,設立了西寧茶馬司,永樂九年(1411年),因茶禁松弛,明王朝又復置了洮州茶馬司,永樂十一年(1413),又增置甘肅茶馬司(又稱甘州茶馬司)于陜西行都司地(今甘肅張掖),隸陜西布政司,這樣茶馬司由明初的四大茶馬司發展為河州、洮州、西寧、甘州、雅州五大茶馬司。據明代嘉靖本《河州志》記載,管理河州茶馬司的機構叫“監督府”。“監督府,監督茶馬之任也。”設同知一員,為正五品,轄三十六族,二十四關。土司招商中馬、州衛指揮、千戶俱聽轄,由此可見它的權力之大。明神宗時又從五司變為六司,“部設西寧、河、洮、岷、甘、莊浪六茶司交馬共九千六百匹,著為令。” 

    明洪武二十六年(1793年)二月,明王朝在西涼、永昌、甘肅、山丹、西寧、臨洮、河州、洮州、岷州等番地頒發金牌信符,作為向朝廷履行繳納馬匹的憑證。金牌信符分為“金牌”“信符”。“金牌”以銅制成,長1尺,闊3寸;“信符”,以鐵制成,長5寸,闊2.5寸,因二者并用而得名。凡是持有金牌信符的少數民族即所謂的“納馬番族”,“每三年欽差近臣前來會同鎮守三司等官,統領官軍,深入到番境扎營,調集夷番,比對金牌字號,收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但“如有拖欠之數,次年催收”,使茶馬互市表現為既是一種經濟貿易活動,又帶有少數民族向中原王朝盡義務的強制色彩,此項制度先后實行了70余年。當時明代河州衛管轄的范圍之內,明初共有珍珠族、鴻化族、靈藏族、癿藏族、沙馬族、蔥灘族、老鴉族、牙塘族、川撒族、打剌族、向化族、古都族、巴咱族、紅崖族、端言族、回回族、迭古族、仰化族、撒拉族等57個部族,到明代中期則成為36部族,到明末則有29部族,這些部族承擔著向明王朝納馬的職責。茶馬司的改置和金牌信符制度的實行,是明朝不斷控制茶馬互市活動的集中反映,一方面茶馬互市使藏族民眾因此歸向明廷,與明王朝保持著友好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使明朝獲得了大批用于國防的戰馬,用來裝備軍隊,增強其戰斗力。《明英宗實錄》載:“西番來茶馬司以馬易茶,朝廷得馬甚眾”,朝廷所得之馬,大都“供邊軍征戰之用”。當時河州茶路的來源,基本來自川、陜兩省。因為川陜是距西北邊境最近的產茶區,而且產量大,茶質好,深受各少數民族的歡迎。除金牌信符制外,還有如“茶法”“茶馬”“馬法”眾多的詔諭、指令、條文和規章制度。為使茶馬互市得以順利進行,明政府還派遣大量的近使、欽差、御史及至尚書、公卿等進行巡察管理。歷史上,督理茶馬中有名有姓者多達幾十人,未留下姓名者更是何其多也。 

    河州茶馬司納馬的數量雖每年不一樣,但從下列的數字可以看出是非常可觀的,在明代的茶馬貿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時差發的馬數超過其他地方的總和。例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河州茶馬司用茶58892斤,易牛98頭,市馬2050匹。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五月,尚膳太監而聶等至河州,召必里諸番族,以敕諭之,諸族皆感恩意,爭出馬以獻,于是得馬10340余匹,以茶30萬斤給之,諸番大悅。”“洪武三十年(1397年),李景隆赍金牌入番,凡用茶50余萬斤,得馬13518匹,其中河州必里衛納馬7705匹。永樂八年(1410年),河州衛收到番族馬7714匹,共給茶278460斤。宣德七年(1432年),河州衛與各番族互市,得馬7700余匹。”到明王朝后期,茶馬互市逐漸衰敗。到了明宣宗年間,由于明王朝政治上日趨腐敗,軍事力量日益削弱,上下層各級官吏利用金牌制對納馬區敲詐勒索,給納馬者帶來了嚴重的負擔,于是便紛紛逃避納馬,而轉向走私交易。所以,金牌信符制就發展成為漢番貿易的障礙,雖經明政府一再嚴禁私茶貿易,但無濟于事,走私久盛不衰。這樣,明王朝實行的金牌制在各種主客觀不利的條件下,于宣宗以后不得不廢止,這也是官方壟斷茶馬貿易所出現的必然后果。金牌信符制雖然停止了,但茶馬互市這一經濟活動并沒有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民間茶馬交易,成為一種更廣泛、更活躍的不可遏止的潮流,對西部諸衛有其深遠的影響。河州的茶馬貿易,雙方或以茶易馬,或以馬易茶,加之藏地高寒,稻粱不生,布帛絲麻之類皆來自他邦,因而,茶馬貿易還兼有布匹、鹽、青稞、紙張、紅糖、藥材等許多日用品的交流,大大方便了河州各民族的生活。正是這種交易的日益密切和長期不斷的發展,成為聯系中原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牢固紐帶,才保證了明王朝西部邊境的安全。當茶馬互市成為明朝與周邊各族民眾貿易的形式之后,便標志著明代西北邊疆的日益鞏固。

    (三)設土司,以流管土,以土治番

    鑒于河州自唐代中期以來至宋代熙寧年間前后被吐蕃統治了數百年,其族人數量眾多,與藏族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較之于中原內地,似乎更為緊密,中原王朝視之為“西北屏藩”,藏族人則視之為通向中原內地的橋梁。明王朝在河州地區設衛,完成其軍政建置的同時,從“分其勢而殺其力,使不為邊患,有分而治之”和“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的總要求出發,對數量眾多的藏族等民族便采取“以本地之人,司本事之司”的措施,皆按元代舊制,分封衛所指揮、千百戶世職;鑒于河州的重要軍事位置,這些土司均授武職,具奉旨頒有“敕札信”或“部札號紙”,世相承襲。土司之職責,一為朝貢,一年、二年或三年,貢物以馬為主,兼有土特產。明王朝則予以“賜賞”;二為征調守衛,自備馬械,統其部族從征。土司所屬稱土舍,平時耕牧,從事生產、保寨等任務,戰時從征。土司皆設衙門,統管兵、地方武裝、刑、民、財、政。在河州衛分封的土司中最著名的有撒拉族土司韓寶,藏族土司較有影響的土司有:何土司、韓土司、王土司、蘇土司等。 

    從歷史的角度看出,明代在河州等地實行的土司制是一項很有遠見的戰略措施,維護了大明王朝的統治,適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在客觀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表現在這種土司制是以流管土,以土治番。由于河州境內藏族勢力強大,為防范其反叛,影響邊陲的穩定,所以,在明代,重要的軍政要職大部分由流官掌握,對土官僅僅授于次職及世襲待遇,一方面利用他們的特權勢力和影響,控制藏族,穩定地方;另一方面這些受封者,為保持自己的特權和地位,也效忠于明王朝。“有捍衛之勞,無悖叛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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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因俗以治”,利用藏傳佛教來為其統治服務

    針對河州境內數量眾多的藏族,明王朝實行統治的另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因俗以治”,也就是利用藏傳佛教來為其統治服務。對于精神與情感上完全受藏傳佛教支配的廣大藏族來說,政治、甚至于經濟都是外在的東西,只有神權——佛,才是至高無上的權威,宗教不僅僅支配著每個信徒的精神情感,而且在長期的歷史演進過中,其勢力滲透到藏族政治、經濟等的各個領域中,出現了許多政教合一的大小實體。僧人和寺院不僅僅是神權象征,而且是藏族政治勢力的重要代表。明朝統治者深刻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在對河州藏族的統治中,把藏傳佛教作為神器加以利用之。明王朝對河州的藏傳佛教政策,基本上可以概括之“眾建多封”,這與政治上的“分而治之”是協調一致的。首先,明朝在河州推行了僧綱司制度,設立了河州僧綱司,管理河州境內的藏傳佛教事務,把河州地區的藏傳佛教事務置于明朝統一控制與管理之下。僧綱司設都綱和副都綱各一,以那些“真誠、寡欲、澹泊自守者”,任之“率修善道,陰助王化”“廣佛功德,化人為善”。明朝對河州藏族統治的還有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國俗以治”,也就是利用藏傳佛教來為統治服務,這在河州表現的最為突出,明王朝對河州藏傳佛教各教派和集團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凡能“自通名號”或有功于朝廷者,皆以皇帝名義授予與其本人地位、名望相符的名號,以示優崇。明代在河州藏族僧人中封授的名號大致有大國師、禪師以及喇嘛、都綱等,“悉給以印浩,許之世襲。”為了表示優崇之意,明朝統治者還給河州衛轄區內的許多藏傳佛教寺院頒賜名匾及經典、圖書等等,以擴大其宗教影響。例如河州衛的弘化寺、普綱寺、顯慶寺等,是由明朝皇帝賜名的,其中弘化寺是直接是由明朝皇帝敕建的。此外,明王朝還注意保護各寺院的經濟利益,對許多寺院頒賜護敕,以皇帝敕諭的形式保護寺院及其經濟利益不受任何人的侵害。 

    明朝對藏傳佛教的上述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一方面,通過對藏傳佛教的拉攏和扶持,樹立了明王朝在河州藏族中的統治威信;另一方面達到了“籍其化導愚頑,鎮撫荒服”的目的。由于明朝統治者推崇和護持藏傳佛教,僧侶集團必然也為明統治者奔走效命。有不少僧人奉命出使西藏等處,為加強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起了不少作用。“眾建多封”政策的實行,防止了河州大的宗教集國的形成,有力地貫徹了明朝統治者政治上對“西番”分而治之的政策。 

    綜上所述,明王朝對西部重鎮河州予以異乎尋常的關注,并積極建設,建立了具有全方位的防御體系和保障體系。盡管戰爭和兵災時時籠罩著河州地區,但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河州地區較長時間的和平與安寧,使明代河州地區得到了進一步地開發,促進了漢藏邊界貿易異常活躍。同時,也保證了河州成為明代各民族相互交往和友好相處的主要場所之一。漢、回、藏各民族在這里“安生樂業”“并耕而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融合。           (全文完)

    參考文獻: 

    [1]《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2]《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74 

    [3]蘇發祥《明代的“中馬番族”》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2(2) 

    [4]吳禎,明嘉靖本《河州志》 

    [5]王全臣,清康熙本《河州志》


責任編輯:馬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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